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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为文革弑母忏悔:常梦到母亲 梦里她从不说话
发布日期:2019-08-12 06:15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在方忠谋冤案的发生地固镇县和知道此案的人群里,到现在都有许多人无法理解:为什么,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,这么绝情地要求判处妻子和母亲死刑?

  有多种说法——也许是为了自保,求得撇清与方忠谋的关系?也许是为了自己理想的纯洁,宗教般的虔诚,不惜奉上最贵重的祭品?也许是知重刑为获轻判而教训一下方忠谋?

  自保后的张红兵,并没有因此而平静生活,这一段往事的影响,伴随其一生。“1998年,我已经做了多年律师,在担任一起刑事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时,一次,与被告人熟悉的一位村民对被害人丈夫说:‘任何人说张红兵,他都不愿意调解。他妈妈都被他告死了,他是什么人都敢告的。你还是同意调解吧!’”张红兵告诉《新民周刊》。这样的刺激并不鲜见。“2001年,我曾经的一位同事,也是律师,在法庭上,我们代理双方,激烈辩论。休庭后,他在楼梯口拦住我,高声地向过路人宣扬我检举母亲的事情,说《固镇县志》里都提了,大家都去看!”

  从方忠谋案发那一刻,张红兵就感受无穷压力。他称自己1976年10月至1977年8月发生严重的精神抑郁症。在此期间,他停止了记日记,当然也无医生可看,无药可服,硬是自己扛了过来。“造成抑郁症的原因是粉碎‘’的消息,让我忧心忡忡:广播、报纸上宣传的所谓粉碎‘’反革命阴谋集团是真的吗?这是不是一次军事政变?是不是毛主席曾经预言过的‘资本主义复辟’?我不敢再想下去:外公被影响到母亲的一生;母亲被枪毙也会影响到我的一生——也许有一天我也会被送上刑场枪决!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我越来越表现出严重的精神抑郁症状,比如我与父亲、弟弟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已经困难。我在心里揣摩着要说的每句话,考虑说出来是否正确。有时候竟无法准确地用词语表达。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闭起来,不与他人接触,避免可能发生的恐惧。抑郁最严重时,我甚至想过自杀,逃避现实社会。”

  从1979年11月开始,张红兵常常梦到母亲。他告诉《新民周刊》:“有很多、很多次,在睡梦中,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,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,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——她没有死,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。我跪在地上,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,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,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,一码中特现场开奖王中王免费一码中特,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。我大声地说,妈妈!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!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!您别走,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!但是,妈妈没有回答我。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,她从来不和我说话。我相信,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。不知什么时候,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;我所能做的,只是孤立无援、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、嚎啕大哭。这时,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,泪流满面……”

  而张红兵的父亲,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。直到父亲退休后,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,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,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。张月升说:“我们家出了这个事,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,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。”

  “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,表现自己‘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’?”如今,张红兵认为,“对此,几十年来,我一直处于困惑、学习、反思、寻找答案的过程中。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,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。”

  张红兵还说:“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,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,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,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:什么虚幻的景象,动听的说教,人造的偶像,神圣的祭坛……全是愚弄别人、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,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,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!不管是谁,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——吃饭、穿衣,生老病死;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,最崇高的是人性!”